因此，李鸿过胸有成竹地下笔，开始——打草稿！

毕竟在新皇帝手下做官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对于新皇的施政思想他还是有所把握的，既不偏向“礼”，拉大士大夫阶级和普通百姓的区别，奉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礼治观点，在在施政之中“一准乎礼”（即所有的法律都以礼教为基础）。也不偏向重刑主义，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对于有功和身份高的人犯罪，也会给予一定程度的优待，继续维护“士大夫”阶级的尊贵社会地位，并且依然注重礼法和乡规民约、宗族观念对平民们的影响，依然追求“无讼”为最高的境界。

新皇的施政方针带有一种“礼法结合”的味道，而且偏重于法治，限制士大夫的特权，降低士大夫和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同时又突出皇权，不断地进行中央集权。

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新皇必然要拉拢起李鸿过这一部分的寒门士子，所以这对于李鸿过来说是最好的时代！

李鸿过本人也是赞同礼法结合的，同样非常赞同新皇帝更偏重于法治的这种观点。但是现在不是殿试，不是皇帝亲自查阅他们的卷纸，所以李鸿过只敢展开到“礼法结合”这一步，不敢再往下阐述。

而这样的观点在大秦并不鲜见，中国人都有一种“中庸”的思想，看问题的时候喜欢辩证地看，既不太靠左，也不太靠右，很多人都喜欢走中间派，提观点也喜欢提“折中说”。

此番举人试的批卷主考官范洪成大人也是一个奉行中庸路线的人，所以在卷纸里面确立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很安全的。

可是参考的几百人里面少说也有五分之四会提出这样的折中观点，怎样才能在几百人之中脱颖而出呢？这个时候靠的就是写文章的水平了！

怎样在你的文章中旁征博引、化用典故，让你的文章看起来就有一股相当“高大上”的感觉，让人觉得写出这篇文章出来的你简直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是个大问题。

在举人试之中，重要的并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

在这一点上，很多年轻的士子怎么能比得上各位在写文章上浸淫了很多年的老士子呢？恐怕他们短短的求学经历只能让他们背出来那个典故、那段话，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化用，或者说——不能像老士子那样把文章写得花团锦簇！

因此，在举人试之中年轻士子很难出头，在他们写文章的时候，难免会有那种年轻人的锐气透过考卷喷薄而出，而那种气质为很多郡的主考官所不喜。

李鸿过于写文章一项上说不得很好，因为他以前求学的长治州学之内虽然也有大儒，但是比起京城的大儒来说总是少了些名气和学识，文章写得不如京城和江南那边美，所以他原有的水平在狄郡考中举人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放在京城这里就泯然众人了。

但是他上辈子各种写奏折、写报告，写官样文章，早就知道了怎样把文章写出花来，怎么样在文章之中避重就轻、突出重点，再加上经过了许老夫子这几天的“魔鬼训练”之后，他于文章一项之上开窍了不少，因此一篇文章洋洋洒洒写下来也是十分的花团锦簇的。

检查一遍之后，他认认真真地将草稿誊写在规定的卷纸之上，确保没有一个错别字和一个污点，然后尽早交卷了。

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不算早了，可是贡院里面还有至少一百多人没有出来呢。每年都有那么几个士子时间用不尽是不会出来的，因此各种考官和衙役们也只能陪着他们熬到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