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农历春节，我曾经去过五里铺，但是查家没有人，听他们村里的人说查文斌走了，在一个月之前和他那个疯疯癫癫的师傅一块儿走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家，两间土坯房，有一个篱笆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过节，家家户户贴红挂彩，唯独这家门框上写着一副白底黑字的丧联。

1978年，我是在洪村度过的，父亲的问题基本被调查清楚，他是被冤枉的，母亲也同样清白。但是经历了这一波折腾之后，他们俩都老了，一下子就头发花白，因为常年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我的父亲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以至于再也不能下地；而我的母亲也同样落下了病根，她的腰受到了重创，据说是被那些人用碗口粗的木棍打的，原因是她不愿意指认我父亲是个特务。

1979年，我已经成年，家道也开始中落，在农村，失去了劳动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经只剩下半个番薯，父亲让给母亲吃，而母亲则说自己不饿，最后谁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那一年，我开始接过家庭的重担，同样因为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块钱的债务，在那个年月，对于我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1979年五月，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后，我准备放手一搏，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凑了路费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深圳，那时候还是个小渔村，我的目的地是广州。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听不懂那儿的语言，也吃不惯那边的饮食，但是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为了讨一口饭吃的人来到这里，而我也正是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涯。

广州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我没有多少文化，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扛过沙包，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也就是人力车夫。

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这里的人脑子精明。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子产品回来加工，一块电子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

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庞大的中国人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后社会需求瞬间释放了出来，一盘盗版的卡带运到北方都会有人抢的头破血流。于是，半年后，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倒爷！

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牛仔裤，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上海，我刚走出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不到五分钟，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从此，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衣服、电子产品、音响制品，生活用品，五金机件，总之什么赚钱，什么货好拿我就拿什么。大约有一大半的时间，那阵子我是在火车上渡过的，而去往的城市也仅仅是随着我能买到最快的北上列车，无论终点是哪里。

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半年有余，期间有亏有赚，亏的多半都是上当被骗，毕竟还是年轻。赚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半年过去后，我本人依旧还是两袖清风，四海为家。

我和胖子再见的时候是在西安，那一次带了一大箱的邓丽君卡带，市面上的畅销货。在西安老的城门楼子下面，我一边啃着羊肉泡馍一边不急不慢的打开了拉链包，把那些卡带一张张的放在一块蓝布上。

“兄弟，这卡带咋个卖？”

我头也没抬随口答道：“一本五块，三本十块，要多少？”

那人说道：“这么贵，我看一本最多五毛钱，怎么样，就五毛我全要了！”

“滚、滚、滚！”我最烦这种没事找事的主了，我注意到眼前的那双脚还停留在原地，一只肉呼呼的手朝着我的卡带伸了过来。

“咦，你这人，我说了不卖！”我抬头一看，一张脸盆大小的脸带着深蓝色雷锋帽正冲着我“嘿嘿”直笑，那张大手抓起一把卡带掂量了几下道：“就五毛，卖还是不卖？”

“滚犊子！”我站起来一拳打了过去，他还是那么的结实。

钟鼓楼广场一家饺子馆叫“德发长”，我和胖子的面前各摆着一坛杏花村，我是不胜酒力的，但是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分开的时候也喝了。

醉了是必须的，我们整整喝了一个下午。

胖子绕道太原后回了成都已经是两个月后，转辗通过朋友找到了他父亲的战友打听到了家人的下落。他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在监狱里自杀了，是用长裤撕成了布条吊死在床档上的，他的老娘随后也跟着去了。俩夫妻死后尸体就被扔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一连七天都没人敢去收尸，最后是他爸身前的几个部下偷偷找了俩独轮车半夜拉走的。

胖子家的那个大宅也成了革委会办事处，他也就跟着没了去处，临走前，胖子到汽车连去偷了一箱汽油半夜溜回了大院。那地方他太熟了，从小跟那长大，守院子的狼狗以前都跟他在一个碗里吃饭，把那栋原本属于自家的宅子用汽油浇了里里透透，一把火点了之后就开始逃。到现在，他也还是个黑户，有家不敢回，只能在西安这一带混混日子。

第四十三章 千钧一发

“文革结束了。”我说道。

胖子端着碗拿在手里晃了晃，然后猛的往嘴里灌了一大口酒道：“结束了，都结束了。”如他所说，对于他而言什么都结束了。

胖子的“家”就在西安城外一片荒地上，他指着那间用木板和水泥袋糊的大棚子对我说：“哥们，既然到这儿了总得带你回家坐坐，别嫌弃，冬暖夏凉，还不用交租金。”

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胖子如今混到了这个田地，看着那棚子两边齐腰深的野草我的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还没走近就已经闻到了一股臭味。

他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不舒服，嘿嘿笑道：“在这儿收些破烂玩意，城里不让堆，我就拉这儿来。换几个钱买点小酒，天不管地不管，倒也潇洒，走吧。”

我跟着胖子一块儿过去，各种各样的破烂堆满了整个院子，从建筑材料到废铜烂铁，从瓶瓶罐罐到塑料垃圾，屋里屋外，只要能见着的地方都是这些东西，我亲眼看见好几只老鼠在院子追着互相到处跑。胖子的“床”是用两块门板拼的，屋子里还有台少了个喇叭的卡带机正在放着革命歌曲，窗台边有个煤球炉，上面架着一口破锅和没洗的两个碗。

胖子转身进了隔壁房间一阵鼓捣，没一会儿摇头晃脑的拿着两瓶橘子汽水出来对我说道：“冰的，喝吧，我这儿是啥都有，啥都不缺，早就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好家伙，还真有台电话机放在床头，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响铃，反正我是没见着电话线。

我喝着汽水坐在床边问道：“做这行，赚吗？”

胖子冲我笑笑：“你看我瘦了没？”我上下一打量还是那身肥膘便说道：“看样子还不赖，比我强啊。”

“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去，倒腾卡带有啥出息，小忆你不是在广州吗，那边听说离香港很近？”

“怎么？你去过？”“我没法买火车票，实话告诉你，你要真在那边我给你指条路子，去深圳收旧电器。什么日本的，美国的，西德的全让人用船来到香港，那边有人专门翻新，然后再弄到国内来，起码翻这个数。”胖子对我伸出的是一个巴掌，那就意味着是五倍。

“你咋知道？”我问道。

胖子指指屋里的那些破烂道：“我干这行的我咋不清楚，要是有户口我告诉你我早发了去了。这不刚好你来了，又在那边混，咱俩合作，你负责进货，我负责出货，利润咱哥俩都好说，随你便。”

“这好像算走私吧？”

“你怕个球，放心，只要能进关就是合法的，我在那边有人。”

“谁？”

胖子故作神秘地说道：“一个香港人，每个月都到我这儿来一趟，这点事儿交给他去办，你就负责运货。好了，实话告诉你吧，我在这儿倒腾文物，这些东西都是掩人耳目的，西安这地方挖地三尺下去都是贵族墓，一个叠着一个，我这行叫吃‘先人饭’，别小看，就你脚下的那个壶就值一千港币。”

“啥？一千！”我瞅着那个灰不溜秋的坛子还有些碍眼呢，这倒真是出乎我意料。

胖子点了根烟又递给我一根，“没啥大惊小怪的，我晚上当夜壶用的，过几天等他来了拿水冲一下就行。”

我俩正在说着，突然屋外有咳嗽声响了起来，胖子立刻警觉的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把枕头一掀，我看见他拿了个东西往后腰带上一插，那好像是一把手枪。

他对我使了个眼色之后便出去开门，然后在门外嘀咕了一阵就带进来一个身穿蓝色马褂的中年男人，那男人的脸上有一条斜疤，从眼角一直开到嘴唇，活脱脱像是一条蜈蚣。那人进来后先是一愣，大概没想到这儿还有人，接着他就死死地盯着我，我看他的眼神里透着一股冰冷的杀气。

胖子给他递了跟烟，那人并没有接还是盯着我看，胖子对他解释道：“没事，丁公子，这是我兄弟，过命的交情，自己人。”

那人这才撇过眼去对胖子说道：“今晚，城北焦家村果树园，看园子的老头已经被安排好交出去喝酒了。地方我打了标记，利索点，别露马脚，最近风头紧。”

胖子接过那人递过来的一张纸条连连点头道：“丁公子，我办事，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