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再次由吴王府出面，招募了上千名良善之民为衙役，这些衙役与原来的衙役合并在一起，经过简单的培训之后，立刻开始在城中各地巡逻，而与此同时，李恪和李愔还将城中所有商户召集在一起，经过数天的谈判，终于敲定了收取‘治安费’的方案。

说起唐代的税收，这可是个大问题，初唐时主要还是租庸调，以一夫一妻为单位，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

租庸调这种税收只要是个人都能看出问题来，因为这种税根本不管你每年的收入多少，职业如何，全都按这个标准来说，而这对于朝廷来说，除非国家人口大量增加，否则每年的收入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当然了，这种税收制也有好的一面，比如在初唐这种人少地多的情况下，租庸调无疑是一种轻税，使得民众的负担很轻，也增加了百姓开垦荒地的热情。本来若是没有李愔这个变数的话，这种收制度还能用上一百多年，直到中唐时期人口增加，很多百姓分不到土地，这才导致租庸调的崩溃，而两税制开始兴起。

不过随着李愔的到来，大唐的商业极其繁荣，民间的财富增长极快，若是只按照租庸调的方式收税的话，那么政府的财政根本没有增长。不过正所谓因势而变，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许多变种的商税，比如货物过路时通过关卡，就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商户想要自己的店铺免除麻烦，也会给当地的官吏一定的钱财，这些钱财除了被这些官吏私分掉之外，也会上缴一部分到国库，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收税，甚至在全国各地都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只可惜这种变相的收税十分不正规，商户上缴的多少全看当地官吏的心思。

而李恪和李愔在上海搞的这个治安费，其实就是将以前那种不正规的商税变得正规起来，只要是上海的商户，每月需要将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三上缴，这就是治安费，而交过治费的商户们则不必再向任何人缴纳任何费用，每日都会有县衙的衙役在街上巡逻，无论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向他们求助，若是这些衙役敢不管，那么商户们可以直接向王府增设的投诉司投诉，只要一经查实，那么当事的衙役可就惨了，轻则挨板子，重则可能还会坐牢。

对于这个新增的治安费，上海的商户们一开始也都有些疑虑，倒不是说嫌收的钱多，百分之三的收入相对以前每月被勒索的钱财，根本就不算多，甚至连一半都不到，所以这个治安费倒不多，只不过商户们却有些担心，怕衙门把钱收走了，却不办实事，接下来他们该怎么交钱还得怎么交。

幸好之前王府护卫四处抓捕泼皮无赖，让李愔在上海拥有了巨大的声望，所以这些商户们虽然疑虑，但对这位吴王殿下还是有些信心的，再加上李愔也已经出面凭着他在商界的巨大的声望，总算是打消了不少人的疑虑，使得收取治安费的方案总算通过了。

而经过了对泼皮无赖的大肆抓捕，再加上新招收的衙役四处巡逻，每片区域都有固定的衙役在负责，使得上海城的治安风气为之一清，少数漏网的泼皮们也不敢再勒索商户，毕竟县衙已经出了规定，只要发现敢于勒索商户钱财者，一律抓起来做苦力，最短也要做满一年，刑满后若是发现再犯，那可就不是做苦力了，而是直接流放到台湾的种植园里，先和那些奴隶做三年的苦工再说，而且做完后还不能回来，一辈子都得呆在台湾。

治安费应该算是坐税的一种，主要是对固定的商户收取的税收，至于另外一种过税，李愔和李恪也做出了一些改革，上海是一座港口城市，过税主要是港口上的税收，其实这种税收已经十分完善了，对各种不同的船只都有固定的税收，所以两人的改动不大。

另外随着上海的发展，陆上周边各处的货物都向上海汇聚，所以陆上的过税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李愔两人主要就是对这种过税进行改革。其实也很简单，主要就是根据货物的品种不同，收取不同的税率，比如丝绸和粮食的税率就完全不同，这种收税的方式虽然在李愔看来十分简单，但是在中国古代却无疑是项巨大的改革，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的过税甚至是按货物的体积来收税的。

在将上海的这一系列改革推行下去后，李恪终于敢把萧皇后、杨妃她们也接到了上海，毕竟在这座城市里，他已经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做为一个晚辈，做出点成绩自然想向长辈们炫耀一番。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