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破耕种，秋破收获，在军事上向来是作为一种消耗手段而使用。但明军于永历十七年（康熙二年）秋发动的却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反攻，从川北、两淮到山东，再到辽东，烽火重燃且更加炽烈。

征朔军由镇江出动，沿高皇帝的北伐故道沿运河西岸推进；荡朔军由南通向西攻击，于运河东岸旋而向北，形成了两军隔运河呼应，继续北进的态势。

灭朔军兵出芜湖，殄朔军由九江而出，两路大军的进攻矛头直指重镇合肥；伐朔军主力由襄阳出动，作出兵进河南的姿态。

山东战场在得到了破朔军的增援后，开始展开大行动。剿朔军由潍县（现潍坊）兵逼淄川（现淄博），威胁省会济南；破朔军主力则由即墨出发，向沂州（临沂）进兵。

辽东战场的开辟则以明军水师重占皮岛为开端。其实说是占领，却并没有经过战斗，因为岛上无人，可以说是轻松登陆。

皮岛， 在鸭绿江口东之西朝鲜湾，也称东江。皮岛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并不算大。但是，皮岛位于、登莱、辽东、朝鲜之间，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辽东界，位置冲要。

就在登上皮岛的第三天，补充了破朔军三千人的山东**师以六千之众乘坐舰船沿鸭绿江北上，于长山镇登上辽东土地，横扫防卫空虚的满清“龙兴之地”。于五日内接连占领前阳、安民、同兴等镇，并攻破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前后共消灭清军数百人。

一场决战从东到西，从陆地到沿海，全面展开的幅度令满清震惊。

其实满清早已预料到有这样一天，与明军在南方争夺征战之时。清廷多少也了解到明军的一些作战特点。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明军对作战物资的依赖，这使得明军不能连续地进行战略性的行动。也就是说，明军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后，总要休息一段时间，不是人员的疲累，而是物资的生产跟不上消耗的速度。

而明军也意识到了装备的换装所带来的后勤压力。所以尽可能地生产、囤积、购买，并且尽量不动用全部的军事力量。或是有牵制有主攻，或是在局部地区展开猛烈攻势，总之是将自己的弱点尽量弥补。

光复大江以南后，清廷预计明军要休养很长时间，或者是只能在某一个方向上选择攻势，而不是现在的全面爆发。

当然，按照预期的囤积计划，明军至少要再有三四个月才能全面进攻。这也是在原来的计划中决定明年春天行动的理论依据之一。但计划赶不上变化，琉球重新归属藩国，江南的人力物力优势，筹款纳饷的超额完成，英、法进口的军备物资，各兵工厂及澳门炮厂的扩大生产，使囤积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期，也使明军具备了全面发动的条件。

而满清虽然预料到明军的大反攻。但却不敢主动收缩防线，不敢示弱怯战。因为这不仅仅是民心士气的问题。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上的考虑。

自从满清大封汉人王爷，推行“以汉制汉”的策略后，其极力掩盖的便是八旗的色厉内荏。什么“满万不可敌”，什么“不惧汉军，独畏八旗”，翻开史书便可以看到。在入关后，真正的八旗军队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有几个呢？几乎是没有，反倒是亲王尼堪被李定国击毙于衡阳，所率八旗溃败。

就是靠着以前的余威，以及吹嘘和盛气凌人。满清以总数不过数万的八旗军队震慑或胁迫着大量的汉族拥清武装，取得了天下。扯虎皮作大旗，这自然是要讳莫如深，极力掩盖的事实。

所以，满清要维持人心，要保证人数远超过八旗的汉族拥清武装忠心，就必须继续死撑着。重新攻占江南是不太可能了，那南北分治也能使汉军和绿营继续效命，继续出力吧？

不战而退，一溃千里的局面是不能出现的，这对于满清来说，是一剂毒药，就算是饮鸩止渴，也不能落了架子，要继续表现出能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实力和样子。

避免暴露虚弱的本质，反倒成了满清最为虚弱的致命之处。即便他们知道在兵力和资源上已经难以与崛起的明朝抗衡，即便他们支撑着北方这么大的摊子已经非常吃力，即便他们全部动员也不会超过十万满人披甲，即便他们内政外交都极为困窘，也依然要强撑硬装。

而事实上，满清的虚弱和颓势却是掩盖不住的。不光是朱永兴看得清楚，曾经与满清一个强盗集团的蒙古诸部也会逐渐觉察得到。粮食、食盐、丝绸、棉布、铁器、瓷器等等，赖以笼络和收买的物资越来越少，蒙古诸部还会再帮满清征战吗？

不光是蒙古诸部在逐渐退避观望，那些绿营将兵和汉人官员似乎也在另打算盘。在反攻之前，便经常有与明朝勾结的书信暴露出来，不时有似是而非的反叛迹象出现，真真假假的信息令清廷草木皆兵，对汉人的猜忌和疑心病大发。

离间计，反间计，看过兵法的都知道，但在实际上又有多少人上当呢？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防患于未然，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下，便显得非常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