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芬恩身边的一个高高瘦瘦的下士催促道，枪口顶了顶米哈伊尔的脑袋。

和米哈伊尔一同行进的还有三个人，他们本来是四个，还有一位坦克部队的少尉因为不配合，昨夜被捅了十几刀，然后搁置一边，凌晨的时候肠子和血都流干了而死去。他的死尸被丢在楼后面一个大桶里。米哈伊尔一瘸一拐地蹦着，衣服破烂不堪，拄着一截粗树枝。粗糙的树皮磨得他手掌刺痛。他知道德国人耐心有限，如果再僵持下去，自己只有死路一条。还有三个侥幸过下来的，两个二等兵，一个新兵。其中一个二等兵米哈伊尔记得，大概入伍才不到一个月，轰炸来了都不知道捂耳朵。

“长官，您不担心少校他问责？”站在稍远处的高高瘦瘦的下士担忧地望向芬恩，芬恩没回答他，直接摆了摆手让战俘一字排开。他在乌尔里克身边干了几个月，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的长官什么德行。

乌尔里克骨子里总带着些细水长流的东西，虽然他军衔高，作战经验丰富，他是奥地利传统人家养尊处优，用节拍和十二平均律带大的孩子，相信一时的美代表本质的好，一首感情复杂痛苦的乐曲总有一个优美的收尾。

芬恩就不一样了，他的世界里黑白分明，好的就竭尽全力去维护，坏的就要用到坏，然后丢得远远的。

米哈伊尔他们三人被押送到一块开阔地，德国佬用机枪指着他们，命令他们向前走——是雷区，很可能是安德鲁他带着小子阿廖沙布下的雷。米哈伊尔深吸一口气，觉得背后机枪口冷得要命。两个二等兵已经前后迈开了脚步，他们俩的背影像两具没有生命的布袋。

他习惯性地抬头看天，很早就养成了祈求好运时看天空的习惯。很多基督徒也有类似习惯，但米哈伊尔很明确，自己寻找的不是上帝，而是同伴。通常每次他仰望，就会有弹药从天而降摧毁他面前的坦克或者自行火炮。

天空还是哈尔科夫的夏天那样一如既往的蓝，远处林区的树梢毛茸茸的一排……如果他能穿过雷区，他就可以跑进树林。

这时他右边的二等兵脚步突然停顿住，面如死灰，他移开脚步，轰地一声一阵热浪就从右边席卷而来。紧接着一截手指掉在米哈伊尔面前，半截身体翻滚着砸落到另一边，触发了另一枚地雷，烟尘滚滚而来。

米哈伊尔继续一脚浅一脚地机械地继续向前走，安德鲁布雷时，喜欢地雷彼此间隔拉得比标准距离大一些，安德鲁工兵总是担心自己会不小心踩到自己的雷。阳光透过稀疏的树木投射出方寸光影，不远处的树林看起来温柔极了。

“快走！”芬恩催促道，德国下士的一梭子立刻弹落在米哈伊尔和另一个二等兵之间。

那个二等兵又走了几步，也停下了，他绝望地回头望着两三米外的米哈伊尔。为什么？他用眼神这么问，为什么是我？他抬起脚，地雷立刻爆开。

稀疏的草皮爆开被卷到两三米多高，米哈伊尔被气浪波及到，没稳住重心摔了出去，被烟尘狠狠地灌了一大口，摔在几米开外的浓烟里爬不起来，他的脑袋里嗡嗡的响着，碎石割伤了他的手臂和脸颊。他伏在灼热的土地上，像一只被轧死的动物。

为什么不装死呢？米哈伊尔慢慢伸出手去，他不擅于匍匐前进，特别是他废了的右腿，使不上劲儿。他将手指深深抠进土壤，一寸一寸拉动身躯，向林区那边移动，痛苦如此持久，像蜗牛充满耐心地移动。

某年的儒略历十月，伊戈尔他们俩和萨布林老爷子一起坐在书房里，用一只时髦的收音机收听红场阅兵式的实况转播，伊戈尔在笨拙地补一只布包，米哈伊尔在帮眼花的父亲检查工厂的货物清单。收音机里，步伐和军乐的节奏整齐有力，米哈伊尔突然停下笔，注视着低头看报纸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