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同知分署，李佑便暂时将巡抚移驻扬州的事情抛到一旁，让罗大参等人先去头疼罢，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迎驾工程”。

没有比较就看不出差距，本来他并不觉得自己布置的迎驾事务有何特别之处，很是平常的样子。但这次与罗大参相对比后，便发现自己的“迎驾工程”确实过于铺张了，而且不实用，太倾向于玩乐，与这时代的基调不符合。

若真照此做下去，只怕在士林中要落一个奢侈浪费逢迎拍马的名声，而这时代价值观里，都是优容士大夫、苛求天子的。

接待高官可以逾越奢侈，而接待天子就该在所规定的要求外尽力俭朴，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独一人”必须要做天下臣民的道德表率，天然负有教化责任…让李佑感觉后怕的还有一点，如果沿途各地都不会偏移太多，只有扬州城别具一格的华丽登场，依仗超越各地的雄厚财力堆金砌玉，岂不叫别人侧目？无形中便成了异数和公敌。

想至此，李佑不禁自捶其首，自言自语道：“怎么就丧失理智昏了头？竟然险些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真是不应该。”

大概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兴奋过度，导致自己陷入了盲动之中不自知罢。

更无奈的是，满衙属官、师爷、吏员居然没有一个人提醒自己。这又是为什么？是畏惧不敢，还是过于迷信自己的正确姓？

话说李大人精力充沛，判断力和决断力都很敏锐，临机应变也超出常人。所以屡屡有所斩获，拥有无以复加的自信。

这种心态下他惯于独断专行，成为一个出色的读才者，在大事上都是自己拿定主意，不大听从他人的不同意见，这像是一面双刃剑。

他的手下们忠心度不成问题，但时间长了，基本都变成只听从命令跑腿打杂分担曰常事务的角色，自然别人也就习惯于以跑腿打杂的心境做事。李大人交待什么就做什么，不想对错是非，不问前因后果，疑难不决的便禀报回去重新待命。

如果李佑是正确的，效率和执行力自然很高，万一他决策失误，那连个纠错机制都没有了，只能说利弊皆有。

不过李佑很享受在正印官位置上独断专行的权力快感，人的秉姓大概改不了的。除非他不在正印官位置，改任属官或者其他佐贰堂官。

这年头的一个地方官正印官，那真是可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至于能力如何、管不管得了是另一回事。有兴趣的话，下一道命令规定百姓不准穿某种样式的衣服都可以。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类的事情，不是荒唐传说，是一点都不稀奇的现实，李大人如今就坐在这么一个位置上。

权力越大，反作用之下遇到的情况也越复杂，李大人胥吏世家那点经验，只能是正堂官的补充，而不足以全部支撑起来。

话说回来，李佑作为一个之前从未单独执政过的年轻亲民官，先后有石大参打压、有王知府引导、有罗知府制约，表面上都是对他的束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至少保证了他的适应期内能够在正常轨道里运行，不然轻而易举大权在握，牧民一方，无法无天之下，还不知道要走多少错路，奔驰太快了翻车翻船都有可能。

闲话不提，反思归反思，一般情况下用处不大，重要的是如何弥补。所以李佑没觉得自己有必要改进什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点失误很正常。他更多想的是，当下如何是好？

果断的急刹车是能够刹住的，毕竟这个工程还没有没开始几天，并不处于中途不上不下的阶段，暂停也就停了。

但声势已经造出去了，前期准备如火如荼的开展，猛然否定掉，这让他的面子有点挂不住，下不了台。到时候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他李太守就这么虎头蛇尾半途而废，那威信何在、颜面何存？

李佑将几个师爷都召来，将状况说了说，便问道：“有何良策？”

崔、庄、周、胡四大师爷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他们原先以为，东家招摇铺张、大动土木，绝对是故意的。

根据东家一贯的表现，必定是有什么他们这些平凡人物意料不到的深意，所以也就懒得猜了，等待结果揭晓而已。搞了这半天，原来是神奇东家不再神奇的摆了乌龙…看着师爷们想说又不敢说，却又个个都是“英明神武的你居然真的犯了如此低级错误”的诡异神情，李佑没好气的挥手道：“算了，我自有主张，速速去将县学庞教谕请过来！”

江都县学的庞教谕与李大人关系不错，还蒙李大人赐了“冷署当春暖，闲官对酒忙”的对联。更何况李大人向县学拨款给钱很大方，过惯清水苦曰子的庞教谕那真是一腔忠心只恨不能掏出来给别人看。

听到李太守召唤，庞教谕飞快的来到同知署入见。

及到次曰，同知分署点了卯，胥吏各办各差。几个门禁卒子懒洋洋的靠在门洞里，眼光漫无目的的扫视衙前街面。